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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龙岩战役的战略目标与意义

来源: 福建党史月刊
阅读 1 | 0 | 2020-08-15 |

1929年5月23日、6月3日、6月19日,红四军三次攻占龙岩,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毛泽东主持下,红四军前委为实现同年3月20日汀州会议所确定的“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和发动群众实现“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并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联接的战略目标[1]而展开的行动之一。所以,三次攻打龙岩进而创造闽西苏维埃割据,不能视为三次孤立的战斗,而是由三次战斗合成的一次战役,对于未来中央苏区形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这样的战例很少,堪称经典。

一龙岩战役的战略目标

红四军在1929年3月初次入闽夺取长汀,并不是毛泽东由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计划的目标,而是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围魏救赵”计划受挫,实施“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游击战术的一次突袭,而得到的意外收获。但在夺取长汀之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于赣南、闽西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作了科学评估之后,在3月20日汀州会议作出了上述战略规划。这一计划,被学术界视为创建中央苏区的蓝图。毛泽东的这一计划特别强调:“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2]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实现这一战略的决心。从那时开始,毛泽东的战略重点从井冈山转移到了赣南、闽西。

毛泽东实施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是在长汀及其周围乡村以军事游击与发动群众工作17天,打下初步的基础;第二步于4月1日转向赣南,与彭德怀部红五军会师并作了分工以后,在赣南地区游击45天,相继占领瑞金、于都、兴国、宁都,初创赣南根据地;第三步,就是红四军二次入闽。而二次入闽作为毛泽东创建赣南、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取龙岩,消灭国民党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从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把每一场战斗视为其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在1929年4月5日致中央的信中分析指出,福建国民党军事力量共有“五部”。其中,闽西郭凤鸣、陈国辉及闽中卢兴邦三部皆系土匪部队改编,“战斗力甚低”,且“郭旅已被击破”[3],闽西之敌仅存盘距龙岩的陈国辉部。因此,消灭陈国辉部,夺取龙岩城,成为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在初创赣南工农武装割据之后所要实施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的根本,是在军事上消灭陈国辉部、夺取龙岩的同时,在闽西六县以游击战术和发动群众,创建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割据,使之与赣南红色割据相连接,实现3月20日汀州会议提出的战略计划。

二龙岩战役三次战斗的战略分析

龙岩战役始于1929年5月17日红四军由瑞金出发入闽,止于6月19日第三次攻占龙岩,前后34天。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前委会议作出创建赣南闽西20余县苏维埃公开割据计划之时,正值国民党蒋桂军阀混战。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近期和远期的行动计划:“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然后根据“湘赣战局的形势”,即蒋桂战争的形势,“从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决定下一步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接近国民党的战区”[4]。此后,红四军正是依据了这一计划展开游击,于4月1日从长汀移师赣南游击。至5月中旬,赣南红色割据初见成效,而蒋桂战争停息,国民党军重又集结力量向红四军进击。毛泽东即按此前计划“再回闽边”,即率红四军二次入闽。

红四军二次入闽,除了以上毛泽东原先作出的计划和蒋桂战争形势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写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邓子恢的报告介绍了闽西时局变化,即国民党粤桂军阀混战再起,驻龙岩陈国辉部主力入粤参战讨桂,闽西革命势力发展,“建议红四军再来闽西”[5]。显然,主观和客观条件的成熟,成为了红四军二次入闽的可靠依据。

不过,对于红四军再次入闽的战略目标,党内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是利用粤桂战争形势先入东江消灭张贞,“造成东江割据”;二是直下漳州,“使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三是以打击陈国辉为主要目标的“汀州、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六县游击计划”。前委最后决定实施“六县游击计划”的战略方针。[6]这项计划就是以龙岩为主要攻击目标而展开。红四军实施这一计划一个多月的行动证明,对龙岩陈国辉部的三次攻击,伴以在周边各县的游击与发动群众,实现了闽西各县红色区域的扩展,以至发展到宁洋、漳平在内的“七县游击”。在实施这一计划过程中的三打龙岩,正是构成龙岩战役的三次战斗。

红四军于1929年5月17日从瑞金出发,开始了第一阶段行动。红四军冒雨急行,5月20日抢渡汀江,5月22日经古田直抵小池,5月23日向龙岩发动第一次攻击。由于龙岩城内陈国辉部守军单薄,只是一次击溃战,其声威却远播于闽西各县乃至引起全省震动。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预见中的结果,因此他并不留恋于城市,迅速撤离,转向永定、上杭、连城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沿途发动群众,农民暴动蜂拥而起。

正如他此前在瑞金给中央的信中所言:“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打仗的时间只是群众工作的十分之一。[7]在此以后短短20多天,红四军大部分精力投入发动群众的工作,虽然攻下永定城,也未久留,而是以更多时间与力量策动支援了龙岩东肖、大小池、湖邦,永定湖雷、虎岗,上杭白砂、旧县以及连城新泉等广大地区的农民暴动,并乘势消灭了驻白砂第二混成旅卢新铭部一个团。这些行动,从影响及农村苏维埃区域迅速形成的成效来看,其作用远远大于占领龙岩一个城区。

1929年6月3日,红四军仅以一个纵队的兵力,对龙岩实施第二次攻击。这次所出动的兵力只是全军的三分之一,甚至毛泽东、朱德也并未亲自率队,其原因是龙岩城内只有重返龙岩的陈国辉残部,而其主力仍在粤东未归,红四军无需花过多力量再占龙岩,只是制造声势吸引陈国辉部主力返回龙岩予以重创。

6月19日,陈国辉部主力已返回龙岩,其出于对红军动向及实力判断的失误而疏于防备,红四军把握时机,发动龙岩战役最后一战。这一仗,不仅是因为陈国辉部战力低下及士气不振,更主要的是红四军在此前20多天所作的群众工作,造成了闽西苏维埃革命声威的高涨,龙岩成为了四周红色区域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以及红四军高昂的士气与战斗意志,一举歼灭陈国辉部,从而取得龙岩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也是前敌委员会“六县游击计划”关键一战的胜利。

三龙岩战役胜利的影响及意义

红四军三次攻打龙岩,是毛泽东关于创建赣南闽西苏维埃割据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三次战斗每次都不是孤立的战斗,是为实施同一战略目标、在统一指挥下一系列战斗组成的作战行动,在战争理论上构成了一个战役。只是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此次战役规模比较小。如果只是把每一次战斗作单独的评价,就只是三个战例而已,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战役,作综合研究与评估,才能显示其历史地位的分量及战略意义。

其一,龙岩战役不是一次孤立的军事行动,是依据毛泽东早已规划的战略构想,创建赣南闽西苏维埃割据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继占领长汀创造长汀苏维埃政权、转战赣南建立于都、兴国、宁都等县赣南红色区域之后,红四军又一次重大战略行动。这一行动出色地实施了“闽西六县游击计划”,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与广泛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为后来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二,龙岩战役及其相伴展开的一系列分兵游击,是毛泽东关于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理论的成功范例。1930年6月,红军汀州整编向运动战转变之前,实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游击战争。这一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前期。其核心包括“十六字诀”等内容,体现在红四军前委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篇章中。红四军在三次攻打龙岩的一个多月及其后一段时间内,都采取了这一系列战略战术。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

红军作战是“凡有党或一点小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得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红四军第一次攻打龙岩获胜之后,并未专注于龙岩城市,而是“傍着”原先已有的党和土地革命基础的龙岩白土、永定金丰里、溪南里、上杭蛟洋等小块区域,“经过红四军的帮助迅速造成闽西广大的赤色区域”。这是因为红四军“游击的原则是傍着发展”,提出来的口号是“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8]

红四军实施这一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龙岩战役三次战斗期间取得极大成效。当时刚由上海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郭化若回忆:“红四军由瑞金出发,向福建龙岩进攻,接连三打龙岩,三战皆捷。闽西苏区基本建立起来,闽西特委领导的地方武装,上升为正规红军,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9]

其三,龙岩战役的胜利,创建了以龙岩为中心的闽西苏维埃区域。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在福建“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时,曾向中央提出由于“汀属党部太弱”,要求福建省委派闽西特委到汀州,“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10]。而毛泽东离开长汀不久即在赣南收到了邓子恢的信,从中了解到了闽西的情况,乃率部直指龙岩。在初次打下龙岩与邓子恢见面之后,毛泽东在永定湖雷致信中央,指出“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11]

可见,毛泽东对于在闽西建立苏维埃割据的信心,在实施“闽西六县游击计划”及攻占龙岩之后,已经由迫切希望转变为充满信心。这一希望在龙岩战役三次作战胜利之后很快成为现实。6月20日在龙岩中山公园举行规模盛大的祝捷大会,万人空巷,到会群众3万多人。大会宣布成立由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此次大会无论在人数和声势上,都为红四军入闽以后最大的一次,既为庆祝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更为庆祝红四军龙岩战役三次战斗的胜利。

以龙岩战役胜利为标志,在中共红四军前委指导下的闽西特委所领导的闽西各县党的领导机关和红色政权相继成立。龙岩战役以后赴上海的陈毅,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四军入闽作战,闽西原有4个小块游击区,“扩大而成为长汀、武平、上杭、永定、龙岩、连城之六县游击区”,而其中永定全县、龙岩东南西三面、连城南乡、上杭东北西,以及武平、长汀一部分都成为了赤色区域。[12]显然,红四军前委的“闽西六县游击计划”已基本实现,从而为不久以后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创造了必备条件,也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3][4]《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页。[2]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5页。[5]《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6]《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56页。[7]《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8]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9]郭化若:《六十余年艰难曲折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10]《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4页。[11]《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于永定湖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81页。[12]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报告》(1929年9月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1982年内部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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